自从进了研究所的大门，我一直做应用性很强的工作，从核武器到高能激光，其中的工程技术问题很多，这让我体会到了大量基础学科的问题，也尤感基础研究的重要。
基础学科功底深厚的学者，能在重要时刻解决关键问题。
记得在研制原子弹的过程中，曾有一份苏联专家提供的学习资料。当时大家对资料中的一个关键数据产生了争议，周光召先生以特有的敏锐和智慧，做了一个“最大功”的计算，证明了数据有误，从而结束了争论。后来的试验结果也证明了他计算的正确性。这是一位科学家不唯书、不唯上、不唯洋人，坚持唯真求实的勇气和品格的表现。改革开放后，我同周光召去意大利开会，会间散步时他对我说：“做国防科研，不能放弃基础研究，这样才能适应国际学术交流的需要。”这句话让我记忆深刻，对我后来的工作也有实际指导意义。
我的前辈、同事于敏1966年在上海华东计算所算题时，从物理概念出发，发现打印纸带上一个错误数据，让大家刨根问底，最后发现是计算机一个晶体管坏了，修好后数据就对了。这又是一个物理学家用深厚的理论功底解决实际问题的典型案例。
高水平的应用研究，离不开基础研究的深化。仍以“两弹一星”研制为例，我们遇到的很多工程问题都需要靠基础研究来解决。其时，不仅邓稼先等领导同志带领大家在基础研究上下功夫，周光召、于敏、黄祖洽和周毓麟等还为提高大家的业务水平亲自编写讲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