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联社5月15日讯（编辑 刘蕊）今年1月，美国政府债务余额又一次触及法定上限，这标志着美国再度陷入债务违约的风险之中。
美国财政部长耶伦已经多次警告称，如果国会不尽早采取行动暂停或提高债务上限，美国政府最早可能6月1日出现债务违约——而这将对全球经济和金融产生“灾难性影响”。
美国面临债务违约风险、两党就提高债务上限进行争斗，这些画面在近些年似乎频频上演。那么，引发这一危机的根本——美国债务和债务上限究竟是怎么回事？美国债务为何不断滚雪球般扩大？美国又为何要人为地给债务设定上限？
美国债务为何不断逼近上限？
要讨论债务上限，我们需要先了解美国政府的债务从何而来，以及其为何频频逼近上限。
自18世纪以来，美国政府在绝大部分时期都处于财政赤字状态，即政府支出在多数总统任期内都高于其财政收入。因此，美国政府举债成了惯例，而政府债务规模也一直随着政府赤字的规模而增长。
美国政府债务在近年疯狂飙升
近年来，美国债务规模更是大幅增长。这一方面是由于新冠疫情以及阿富汗、伊拉克战争使得美国政府背负了庞大支出压力，另一方面，还因为美国人口老龄化导致政府医疗支出不断上升，拜登政府推出的大规模基建政策导致财政支出大增等。
与此同时，美国政府的税收收入并没有跟上支出的步伐，尤其是在小布什政府和特朗普政府批准了减税政策之后，税收压力更是与日俱增。
在收入和支出此消彼长的双重压力下，美国的赤字规模近年来如滚雪球一般扩大，债务规模也就因此不断攀升，在近年来频频逼近债务上限也就不足为奇了。
美国政府债务占GDP的比重
美国债务为何会有上限？
而美国政府债务上限的出现，则最早可以追溯到上世纪初的第一次世界大战。
在一战之前，美国并没有明确的“债务上限”，那时候只要白宫要发债借钱，美国国会基本照单全批。
但在1917年，由于一战使得美国政府开支愈繁，债务规模越来越大，引发部分美国议员提出的反对（也有一些议员是为了反对美国参战），美国国会便通过《第二自由债券法案》，首次对联邦债务进行限额规定，以此来限制政府发债的规模。
1939年，由于预计美国将加入第二次世界大战，美国国会通过《公共债务法案》，实质上正式确立了对美国政府债务总额的限制。随后，美国国会又对其进行了修订，以更改上限金额。从此，提高债务上限就或多或少地成为了国会的惯例。
在历史上，美国债务上限总共提高了100多次。尤其是自1960年以来，美国两党已经提高了78次债务上限，平均每9个月就会提高一次——其中共和党总统执政期间曾提高49次，民主党总统执政期间共提高29次。
进入21世纪以来，美国债务上限的上调幅度进一步加大，在最近几届总统任期内更是如此：在奥巴马任期内，美国最新债务上限为18万亿美元（2015年），到了特朗普任内，这个数字提高至22万亿美元（2019年3月）。此后在新冠疫情期间，美国国会暂停了债务上限，以暂时取消美国政府的支出限制，这导致美国政府债务疯狂飙升至27万亿美元。
美国近几届政府大幅上调债务上限
直到2021年，美国国会最新一次提高债务上限，美国债务上限已经提高至现在的31.4万亿美元，相较于1917年最初的债务上限115亿美元，已经足足增长了超过2700倍。
为什么美国不能取消债务上限？
本质上来说，“债务上限”是美国国会为联邦政府设定的举债的最高额度，一旦触及这条“红线”，意味着美国财政部借款授权用尽，除非国会调高债务上限，否则白宫无权继续举债。
那么，也许有人会疑惑，美国政府为什么要“自我限制”，不能直接取消掉债务上限呢？
的确，债务上限会对美国政府造成限制，使其不能随心所以的举债，但从理论上来说，这一限制也同时对其美国政府的债务信用提供了保证。
这是因为，美国作为手握美元霸权的超级大国，本身并不受到发行美钞的外在约束。如果美国政府开支无度、过度举债，将会导致美元贬值、通胀失控，那么其债权信用将受到损害，原有债权人权益也会遭受稀释。
因此，只有通过“债务上限”这一内控举措，才能维持美国政府的偿付信用，保证美元霸权地位。换句话来说，“债务上限”理论上也相当于是美方对债权人的一种信用宣示。
中国和日本是美国债券的最大海外“债主”
为什么这次债务上限难以提高了？
那么，在过去被频频上调的美国债务上限，为什么在现在会陷入无法上调的僵局呢？
按照规定，美国政府想要提高美国债务上限，往往需要美国国会两院的通过。在此前的历史中，提高债务上限在国会中绝大多数时候类似于一个“走过场”的周期性任务，两党并不会对此进行过于激烈的博弈。
但近年来，随着美国党派分歧不断扩大，债务上限问题逐步沦为两党的政治武器，被在野党用作了与执政党讨价还价的砝码。尤其是在当下美国两党分别占据两院多数席位的分裂背景下，这一斗争就显得尤为激烈。
目前，美国民主党占据参议院多数，而共和党占据众议院多数。拜登要想提高债务上限，就需要和国会共和党人达成一致。
然而，共和党人正试图利用债务上限的最后期限，向拜登总统施压，要求他先同意削减开支，再谈提高债务上限。而民主党人坚持不愿让步，认为应无条件提高债务上限，这就导致了当下的僵局。
拜登已经预定于美东时间周二（5月16日）再度与国会领导人会面，讨论提高美国债务上限的计划。
但值得注意的是，如果拜登和国会领袖们在周二仍无法取得突破性进展，这场危机恐怕真就要无限逼近债务违约的“X日”了——因为拜登已经计划于本周三前往日本参加G7领导人峰会，并将在周末访问巴布亚新几内亚，并举行美国-大洋洲国家峰会，这意味着接下来留给拜登和两党领袖谈判的时间将所剩无几 。
2011年的危机将再次上演
事实上，十多年前，美国也曾上演过类似局面。
2011年，美国也曾面临类似严峻的违约风险：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和众议院共和党人在谈判最后一刻，才就债务上限达成协议，勉强避免了一场债务违约灾难。奥巴马及民主党在最后关头妥协，同意在十年内削减9000亿美元的财政支出。
但在当时，即便没有真正违约而仅仅是逼近违约，这一紧张局势也引发了全球资本市场剧烈波动，美股一度大跌，并直接导致标准普尔首次下调美国的主权信用评级。这使得美国面临更高的借贷成本——美国第二年的借贷成本上升了13亿美元，并在之后数年继续上涨，基本上抵消了当时两党谈判中的一些成本削减措施。
对一些经济学家来说，上述的市场动荡也只是短期影响。而更重要的是，从长期来看，财政支出削减意味着美国多年的预算紧缩，这可能会产生更严重的长期影响——比如拖累美国的经济复苏。
美国左翼智库经济政策研究所首席经济学家乔希·比文斯在回顾2011年债务危机时表示：
“在实施这些削减措施时，我们仍处于相当低迷的经济中，并且正处于从大衰退中复苏的阶段。他们只是让复苏持续的时间远远超过了应有的时间……在接下来的六七年里，美国政府没有提供真正有价值的公共产品和服务，因为它们（财政支出）被大幅削减。”
而如今这场债务上限危机，也被许多人看作2011 年债务上限危机的翻版：美国国会面临类似的分裂局面，美国经济也正处于类似的衰退环境之中。即便美国两党能够重演2011年的戏码，在最后关头提高债务上限，由此带来的短期市场动荡和长期经济损害，恐怕也将再次重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