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瑛大师——中国近代佛教领袖，被誉为“爱国高僧”，1878年生于福建古田县。圆瑛法师是通宗通教的大德和佛法集大成者，他不仅热爱祖国和佛教，还是教育家、社会活动家和和平使者。曾担任中国佛教会主席和理事长长达七届之久，解放后荣膺新中国佛教协会第一任会长。他一生致力于国家、佛教、人民和平等诸多方面，对佛教的发展与影响作出了极其重要的贡献。数十年间，圆瑛法师住持重建了宁波天童寺、雪峰崇圣寺、福州涌泉寺、古田极乐寺、泉州开元寺及吉隆坡极乐寺等名山大刹，获得了广泛的赞誉和勋劳
佛教界评价圆瑛大师“戒品孤高,禅心朗彻,祖庭重器,佛国宏纲”
慈悲济世、无私奉献：圆瑛大师的佛教与爱国精神
圆瑛大师对祖国和佛教怀有满腔热爱之情，以生涯宣讲佛经、兴建佛寺、开展福利活动、悉心培养后继弟子等多种方式，全力奉献于此。
他九次下南洋，推动佛教与东南亚各国的民族文化相融合，为佛教在当地传播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也为中华文化的传播和推广有着卓著的功勋和影响。此外，他多次为组织当地华人华侨募资赈济难民和筹款支援前线而行，展现了慈悲济世、捍卫祖国、无私奉献的家国责任。
“圆瑛老法师一生功行中，最值得我们学习的是他的爱国精神。”
圆瑛大师的高足、中国佛教协会第四、五、六届会长赵朴初大德，在追悼圆瑛大师时曾如是说。
1929年，圆瑛法师参与发起第一届全国佛教徒代表大会，商议成立中国佛教会，并被选为主席。当年他在福州向军人发表《国民应尽天职》的演讲，强调爱国是每个人的责任，没有人能够回避这种天然的职责。他引用了古语“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强调必须有爱国心才能算得上是真正的国民。
1937年，圆瑛大师号召全国佛教徒参加抗日工作，自任中国佛教会灾区救护团团长，组织僧侣救护队等机构。他不畏危险，被中外媒体誉为“英雄僧侣”、“战神之敌”。后前往南洋筹赈，启建祈祷世界和平息灾法会，呼吁侨亲关注支持祖国的抗日救国。
1938年6-7月应中国佛会之召回沪视察各收容所与佛教医院，深悉经费困难，圆瑛大师旋即再返南洋,为了兴办社会慈善事业和抗日救国，向东南亚各国侨亲筹募资金，倡导“一元钱救国”运动，赢得华侨华人热烈响应。
1942年6月，圆瑛大师在天津佛教居士林发表《和平与慈悲》演讲：“佛教流行，其隐显盛衰之迹，必视国体为转移”，指出“爱教，即所以爱国也”
1952年9月25日，圆瑛大师在北京广济寺的佛教座谈会上发表讲话《爱教必须爱国》，认为参加爱国主义的学习和运动是佛教弘法利生的一种方式，与佛陀遗教并无违背。他强调新中国是人民政权，凡是人民在做的事情，都是有益于人民的，佛教徒应该积极参与。
1953年，圆瑛法师因积劳成疾，在宁波天童寺圆寂，享年75岁。他的离世得到了海内外佛教界人士的广泛哀悼和纪念。
佛学泰斗，楞严座主，圆瑛大师“舍识用根”成就传世
圆瑛法师著作等身，主要已刊行者包括《仁王般若经》、《金刚般若经》、《心经》、《弥陀经》、《普门品》、《大乘起信论》、《楞严经》等讲义，以及《一吼堂诗集》、《一吼堂文集》、《讲演录》、《住持禅宗语录》等共二十余种，合编为《圆瑛法汇》。他在《楞严》教理研究方面的成就被佛教界所公认，因而有“楞严座主”、“海内独步”等美誉。他的独到见解“舍识用根”极大地发展了不离作用言性的“佛性”理论。
“爱国佛者，菩萨之行”圆瑛大师的生命与精神启示。
圆瑛大师的一生中，爱国精神始终是他的主旋律。他不仅在抗日战争时期积极参与筹款救灾等爱国活动，更支持新中国成立，并担任新中国佛教协会的第一任会长，为新中国的发展献出了自己的一份力量。
圆瑛大师的爱国精神不仅体现在他的言行之中，更体现在他的一生所建寺院和慈善事业中，这是他一生追求“救苦救难，普度众生”菩萨行精神的具体体现。他以极大的热情和心血，重建了家乡极乐寺等多座寺院，发扬佛教的慈悲精神，传承了中华民族的文化遗产。此外，他还积极开展各项慈善活动，关注社会弱势群体，无私地为人民服务。
圆瑛大师的爱国精神，不仅是他个人的追求，更是中国佛教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他的卓越贡献和深远影响，将激励着我们在新时代继承和发扬他的爱国精神，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人类和平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