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的上班族，白天给公司卖命，晚上给老板打工。
27岁的井田是一名白领，单身的他在东京一家小公司做销售。井田的家境一般，工资收入也一般，为了缓解经济压力，每日下班后他都在做一些兼职。
兼职的工作不固定，有时是去餐馆当服务员，有时是当家教。等井田忙完兼职，已是晚上9点多。回到家，来不及喘口气的他，又要打开电脑继续给公司加班，直到深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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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日本打工人的平凡的一天。
以稳定著称的日本公务员，也不能幸免做副业。33岁的加藤吉晃是一名政府文员，一到周末，他会去当地农场采摘蔬菜或搬运物资，给大妈们打工。
即便是信奉诗和远方的文艺青年，也会以意想不到的方式加入兼职大军。
30岁的佐佐木是一名音乐家，平时无论是谈吐还是穿搭，都给人一种“艺术家”的气质。但佐佐木有一份让人大跌眼镜的兼职——家政钟点工。
佐佐木说：“我除了做音乐，有空的时候就给别人家煮煮饭，搞搞卫生，一个月做1-2次，收入大概在5000-10000日元左右（约合人民币500-1000多元）。”
“总有人不解问我，音乐家的手是用来制作音乐的，怎么可以去洗碗拖地？”佐佐木说，“怎么不行呢？在生活面前，音乐家的手也就是一双普普通通的手。”
越来越多的上班族在做兼职，在日本劳动力短缺的今天，已成为常态。
千万兼职大军
最新数据显示，日本有超过1000万上班族在网上登记做兼职。
这些上班族白天在公司上班，到了夜晚或周末，还要继续打工，他们成为日本疫情后崛起的人力大军。
今年，日本职业介绍公司组成的钟点工协会（Spotwork）发表的数据显示，目前登记当兼职工的日本上班族有1070万人，这比疫情前的2019年多了整整一倍。
至于上班族们兼职的工作，来自日本求职网站的调查显示，超过20%的从事的是服务业，排第二的才是股票/外汇，占据19.4%。
在谈及兼职的原因是，大部分受访者表示，是为了增加收入，减轻生活负担。加之疫情后，越来越多人对自己的工作和未来没有安全感，希望借此多找一份工作，多找一条出路。
“物价一直在涨，工资却没怎么变，想要维持和过去一样的生活实在是太难了。”户田说道。她目前在会计师事务所工作，为了增加收入，户田会趁着业余时间做一些首饰，这样每个月能额外有4万日元（约合人民币2000多元）的收入。
另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姑娘，职业是幼儿园老师，她在下班后帮别人做营养餐，这份兼职给她每个月带来了5万日元（约合人民币2500多元）的收入。
调查显示，20多岁和30多岁的日本上班族，兼职的平均月收入约为35000日元（约合人民币1778元），而40多岁的则为65000日元（约合人民币3302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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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政府鼓励
曾经在日本，企业员工搞副业有被炒鱿鱼的风险，但现在形势变了，政府出台政策鼓励，公司也表示支持。
2022年7月，日本政府发布相关文件，鼓励大企业开放员工从事副业，若有不允许员工兼职的企业，则必须解释理由。日本政府还表示，在接下来3年内投入4000亿日元，支持员工职业发展和技能培养，让更多日本年轻人得到资助后发展个人副业。
一些大型商社，比如三井物产公司，从2023年开始，也引入了允许全体员工从事各种副业的新人事制度；日本JR九州公司则于2022年10月7日宣布，引入新制度允许公司下属员工从事副业；在更早的2020年10月，日本全日空航空公司就决定允许全体员工开展副业。
原因无它，日本的劳动力市场实在是太缺人了。
据帝国数据库最新公布的调查，截至2023年1月，日本已经连续5个月劳动力不足了，多达一半的企业面临缺人问题。
加之日本生育率低迷，人口持续下滑，这一情况有愈发严重的可能性。事实上，日本人口从2010年以来，就急剧萎缩，人口数量连续13年减少。日本国立社会保障与人口问题研究所的中位推算结果显示，到2050年代，日本人口将跌破1亿人。
日本政府为此想尽了一切办法，比如鼓励中老年再就业，还有为东南亚等地的劳工们敞开大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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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终究解决不了所有问题。
52岁的果园主人佐藤惠一就表示，即便有机器帮忙，很多农场的工作，老年人也取代不了青壮年，他们只能找年轻人做兼职。
同时，今年以来，日元对美元贬值近9%，这已经大幅降低外来劳工赴日工作的吸引力。
负责派遣外国工人到日本农场、工厂或养老机构的公司表示，在日本占比最高的越南劳工，开始考虑离开日本，去薪水更高、待遇更好的澳大利亚。
无奈之下，日本地方政府，甚至已经号召公务员去兼职副业了。
比如北海道政府就建议公务员早上5点起床，帮渔民们晒海带；奈良也鼓励官员们假日出去做兼职，以缓解当地各行业缺工的危机。
但此举也遭受不少非议，有公务员抱怨道，早起干活晒海带，上班时间反而昏昏欲睡。
日本曾经终生只效忠一家公司的观念，如今成为了过去式：政府鼓励企业打破保守的雇员规则，企业也愿意让员工从事副业。
只是，对于日本打工人们来说，未来还要多干一份活儿，不知是喜是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