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在民营企业中，有这样一批创业者或守业者，他们留过洋、学历高、理念新、有闯劲。他们的上一辈曾在经济发展的大潮中闯出一片天地，而现在，他们有的“子承父业”，在守业中创新，有的则选择其他赛道创业。成长在与父辈完全不同的时代背景下，他们不断撕掉标签，凭着一股“初生牛犊不怕虎”的闯劲，在这场创业和守业的接力中用实力证明自己。为此，时代财经推出“创二代破壁记”专题，记录和见证这股成长中的力量。

管秩生很忙。在接受时代财经专访之前，他刚刚以商会面试官的身份完成了一个面试，对方来自一个经商家庭。

“你如何看待创二代接班这个问题？”他向对方径直问道。

作为二代经营者，管秩生现在的身份是凯普生物（300639.SZ）董事、常务副总经理。2009年，他加入成立仅6年的凯普生物，既是继承家业，也是和父辈一起打拼创业。

凯普生物由管秩生的父亲管乔中在2003年创立，发展至今已经成为国内核酸分子诊断领域的龙头企业。以宫颈癌HPV（人乳头瘤病毒）分子诊断起家，凯普生物作为国内宫颈癌HPV分子诊断的开拓者，在过去20年里持续深耕宫颈癌检测领域，并在2023年斩获宫颈癌HPV筛查第一证。与此同时，公司在分子诊断产品外，增加了医学检验服务和大健康两大业务板块，逐步打造“凯普生物+凯普医检+凯普大健康”的三维业务平台，实现“三个凯普”协同发展。

凯普生物董事、常务副总经理管秩生。图片来源：受访者供图

眼下，随着“一代企业家”逐渐隐退，谁来接班、接班后又如何在“一代”的光芒下继往开来，成为一个社会性话题。

管秩生对此的认知很清晰。在他看来，所谓企业二代接班，并不能简单地归结为“子承父业”，凯普生物要往前走，走得远走得好，更要依赖团队的力量。而站在创二代的角度，他认为创二代首先是一个传承者，在做各种颠覆、创新之前，要传承、延续企业的主线业务发展，保证企业能够继续活下去，才有机会去谈颠覆和创新。

“相比于一代经营者的天马行空、敢想敢做，二代经营者更务实，也必须要务实的。因为身为创二代，就意味着随时都要顶上去，而且对于创二代来说，接班更像是一个人的事情，这怎么能不务实呢？”对于创二代的品格，管秩生在采访中始终强调“务实”二字，“只有务实才能够逐渐建立自信，成为自己的太阳，拥有自己的光芒。”

“以前别人说我是创二代，我是不开心的”

管秩生一度认为，自己放弃了精神科医生的职业规划，是来陪父亲博一把的。

1983年，管乔中辞任汕头市教师，考入云南大学现代文学专业就读硕士研究生，毕业后在前导有限公司、香港伟田实业有限公司等担任高层。随着新千禧年的到来，已经到了知天命之年的管乔中决定自主创业。他创办了香港科技创业股份有限公司，即凯普生物的母公司。

2003年，管乔中回到潮州，创办潮州凯普生物仪器有限公司，自此跨界生物科技领域。管乔中的妻子王建瑜亦在成立当年加入公司，据管秩生所述，王建瑜主要负责公司运营。

“父亲在天命之年涉足生物科技领域的契机，始于20世纪90年代与杨福家院士和郑耀宗院士的结识。当年，杨院士闻知美国将全面推动创新科技后，开始在中国内地和香港积极推广以新科技为代表的‘知识经济’。在聆听了杨院士的演讲后深受启发，我父亲毅然投身新科技产业的行列。”管秩生告诉时代财经。

凯普生物的主营业务是分子诊断产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在成立之初，公司选择了生殖道检测作为主攻方向。

彼时，国内PCR（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聚合酶链式反应）实验室的主要关注方向是乙肝、丙肝、艾滋病等血液样本检测，以及甲流、结核等呼吸道样本检测。

“当时凯普生物也掌握了感染类检测的技术平台，但不跟随大流是父亲做事的性格，他想做别人没有做的，而国内的HPV检测正是一个相对空白的领域。”管秩生告诉时代财经。

1976年，哈拉尔德·楚尔·豪森提出了HPV是宫颈癌病变主要诱因的假说，1983年他还与合作者在宫颈癌中确定了HPV16和HPV18病毒，这些研究揭示了宫颈癌病变机制。

2005年，世界卫生组织（WHO）国际癌症研究组织推荐HPV检测可用于宫颈癌筛查，但据管秩生所述，当时HPV检测市场有90%的市场份额为外资企业所垄断。

管乔中预判，人类第一个消灭的癌症可能就是宫颈癌，以HPV检测作为宫颈癌初筛是一个必然的进程，整个市场大有可为。

“父亲在50多岁的时候选择在生物科技领域创业，这是很不容易的。当时父亲和母亲已经在香港商界积累了一定的地位。”对于管秩生来说，接班的信号一直都在。2008年，他辞去中国人保资产管理公司权益部医药研究员的工作，并于2009年加入凯普生物。

摆在管秩生面前的并非一个已经做大做强、拥有完整体系的公司。彼时，凯普生物刚刚成立6年，正处于初创阶段，整个团队规模才不到300人，年营收不足一亿元。

生物科技是高投入、回报周期长的行业。当时在疾病基因检测领域，相对于国外已掌握相对成熟的理论与技术体系，国内发展缓慢。这意味着，凯普生物不仅要砸钱搞研发，在技术上实现突围，还需要逐步建立成熟的管理体系，为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增添更多的筹码。

从“富二代”到“创二代”，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前几年有人说我是创二代，我是很不开心的。人家‘创二代’接的是盘子，我一进公司就要撑着‘烧钱’，压力非常大。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都觉得是我放弃了我原有的事业规划来陪我父亲赌一把。”管秩生直言道，“以前别人会称呼我父亲为‘大管总’，称呼我为‘小管总’，我是很排斥的。我有自己的‘份量’。”

顶着莫大的压力，管秩生也曾想过要放弃。但这种想法也只是一瞬间的事。“我心里清楚地知道既然选择了这条路，是不能轻易言弃的，当初抱着满满的决心，不管多难，都要坚定地走下去。”管秩生对时代财经坦言。

彼时，管秩生每天泡在公司里，不仅主导增设了新的部门，还逐步强化完善了凯普生物的内部管理体系。此后，他又根据公司不同阶段的发展理顺了各大业务板块，开设各大产品中心。

两代人思想的碰撞，争执时常不可避免。但回顾参与公司发展的经历时，管秩生想到更多的，是父母在潜移默化中带来的正向影响。“我分别从父亲和母亲身上学习到很多，父亲教给我大局观，母亲则教会我细腻，如何进行系统性的公司管理等。”

截至目前，凯普生物拥有覆盖传染病检测、遗传病检测、个体化用药三大领域的产品线，针对宫颈癌HPV病毒、生殖道感染、呼吸道感染等传染性疾病，地中海贫血、遗传性耳聋等遗传性疾病，心血管疾病、精神类疾病、高血压用药等领域开发出了多种不同的分子诊断试剂系列产品。目前已获得产品注册证77项，发明专利64项，在研项目超过60项。

“我也有自己的光环”

创立之初，凯普生物聚焦在分子诊断产品，且以宫颈癌相关检测为核心。时至今日，凯普生物多点开花，在妇幼健康、出生缺陷、传染病检测、肿瘤检测等多个领域推出系列产品。同时，在分子诊断产业化取得重大成果的基础上，凯普生物开始发力医学检验业务，布局第三方医学实验室业务（ICL），继而从国内领先的“分子诊断产品提供商”升级为“分子诊断产品及服务一体化提供商”。

2013年，凯普生物在香港正式成立第一家检验所——香港分子病理检验中心（HKMPDC），引进国际一流的检测技术和质量管理体系，为亚洲国家及地区带来专业、精准的基因检测服务。

进军医学检验领域，开检验所，这是管秩生的提议。当时，诸多股东都持反对意见，只有父亲管乔中站在了儿子这一边。管秩生最后只能一个一个地去说服股东。

在管秩生看来，做医检服务不是要脱离凯普生物的业务主线，反而是对业务主线的一种强化，将公司业务向下游产业链扩展，实现“平台+试剂+服务”的一体化经营模式。

“我父亲认为，对凯普生物来说，试剂为兵，网络为王。我提出要做医检服务，并非要另起炉灶，不做试剂产品，而是重新回到他的这个理念中，进一步阐明网络的内涵，发展凯普生物。”管秩生表示，网络即服务网络，不仅包括供应服务、专业服务、售后服务，还有检验服务。

图片来源：图虫创意

以香港分子病理检验中心为起点，2015年凯普生物开始在内地布局，目前，医学检验已经成为凯普生物的三大核心板块之一。

财报显示，截至2023上半年，凯普生物已形成全国36家医学实验室以及16家理化实验室的第三方检验网络。目前可开展检验项目覆盖遗传代谢病、感染性疾病、分子病理检测、染色体检测与遗传咨询、肿瘤基因检查、个体化用药代谢基因检测、内分泌检查、妇科等超过2000项专业检测，为超过4000家医疗机构提供7*24小时专业技术服务。

新冠疫情期间，凯普生物也迅速参与到防疫抗疫中，在2020年完成两款新冠核酸检测试剂盒开发，并通过凯普医检网络在全国铺开。财报数据显示，2020-2022年，其医学检验服务分别录得收入5.52亿元、16.43亿元、43.05亿元，同比增长560.00%、197.54%、162.02%。

目前，管秩生还在凯普生物推进HPV相关药物自研，其“磷酸氯喹凝胶”正在开展II期有效性及安全性评价的临床试验。他告诉时代财经，“做药也是在延续我们的产业线，不是说凯普要变成一个药厂，而是围绕我们的主线产品来做。”

随着参与公司经营程度的不断加深，管秩生亦逐渐厘清了传承与发展的关系，对创二代的身份认知也有了不一样的思考。

“创二代也有自己的光环。”这种自信，来源于管秩生的自我认同。“父辈的光环是持续存在的，因此自己认可自己非常重要，要能够成为自己的主心骨。”

“这战还得继续打下去”

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改写了体外诊断行业的格局，不少企业在此期间迅速发展壮大。凯普生物面临的竞争压力骤增。

根据财报数据，2022年，包括凯普生物在内，华大基因、圣湘生物、达安基因、东方生物、硕世生物、金域医学、迪安诊断、之江生物、兰卫医学、明德生物共11家新冠核酸检测上市公司的营收总额为982.59亿元，归母净利润合计为235.46亿元。其中多数收入源自新冠检测产品或检测服务，且相比于疫情前水平，均有大幅度增长。

随着疫情形势的改变，体外诊断企业在业绩表现上已经逐渐回归常态。另一方面，在集采政策不断推进的情况下，体外诊断产品也将面临考验，年初《国家医保局关于做好2023年医药集中采购和价格管理的工作通知》中明确提到“继续探索体外诊断试剂的集采”，目前部分省份的集采正有条不紊地进行，如安徽省凝血、心梗类试剂带量采购已于7月份正式执行。

毫无疑问，“同质化”“内卷”已经成为体外诊断行业当下的显著特征，如何开辟新的业绩增长点并实现规模化效益，成为每一家体外诊断企业必须直面的难题。

凯普生物如何走得更稳、更远，考验着管秩生的智慧。“未来，仍然有一场持久战要打。”管秩生说。

这场持久战要怎么打，管秩生和凯普生物有自己清晰的路径。今年，凯普生物对外公布了“三个凯普”战略的构想，确立了分子诊断产品、医学检验服务、大健康业务三大业务板块协同发展战略。

“就凯普生物来说，目前我们除了推行三大业务板块外，还会考虑出海业务。出海意味着产品的硬实力要强，包括价格和质量两个方面。就我们自身而言，最有把握的还是宫颈癌、HPV相关的检测产品。”管秩生对时代财经说。

根据半年报，凯普生物持续推进核酸“99”和核酸“999”战略，致力于开发出更多适用于各个国家和地区人群的检测产品，积极推进各个国家和地区的产品准入注册审批，为产品海外上市奠定基础。

作为“第三个凯普”存在的医疗大健康服务业务，是凯普生物实现全产业链布局的“最后一块拼图”。目前正在潮州规划建设的康和医院是公司医疗大健康业务的关键，其已于2023年上半年取得潮安区大岭山产业园78亩医疗用地，预计投资超10亿元，在2023年动工建设，力争三年建设完成。

从上半年的业绩表现来看，“三个凯普”战略布局已经初显成效。在扣除应急公共卫生服务检测产品之外，凯普生物的传统优势业务对比新冠疫情之前的2019年，均实现大幅度增长。

财报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凯普生物实现营收约6.07亿元，同比下降78.66%，比2019年同期增长91.33%；实现归母净利润约1.23亿元，同比下降87.44%，比2019年同期增长105.17%。

站在凯普生物20周年的节点上，管秩生告诉时代财经，希望下一个20周年里，凯普生物的每个业务板块能像手指一样，各自张开，各自发展，但握紧后又能攥成一个拳头，每一拳打出去，都能击中真正的临床问题，“用实践证明国家的追求就是凯普的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