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5年乃至更长时间以来，中国和澳大利亚两国间的商业关系并不顺利。究其原因，与堪培拉日益咄咄逼人的反华路线有很大的关系，尽管这一路线在澳大利亚企业界看来并不合情合理。正如前澳大利亚商会上海地区董事会主席戴碧特（Peter Arkell）在2021年所言，澳大利亚企业50年来在华投资、为双边关系辛勤耕耘，也为澳大利亚经济数十年的发展带来了积极影响。堪培拉此前一段时间的转变就像是戴上了“短视镜”，危害了澳大利亚的最佳利益。总体而言，企业对所谓的意识形态因素以及堪培拉的政治风向不太感兴趣，除非它们触动了企业最关心的事项：经济接触和商业关系。
笼罩在中澳经贸关系上的那一片“乌云”现在似乎正在散去。就在笔者写下这篇文章之时，澳大利亚企业界的语调正变得越来越乐观。在两国领导人举行元首会晤，以及双边外长会晤和贸易部长视频会晤之后，越来越多的澳大利亚企业家开始来到中国，重新启动一时搁置的项目，并且着手开发新项目。
评判这一语调变化的一个好办法便是将目光投向澳大利亚中国工商业委员会（ACBC），该委员会是澳大利亚国内致力于中澳经济关系的最主要双边商业组织，其拥有700多家聚焦于中国业务的成员机构和2万多个专业成员，在澳大利亚每个州都设有分支机构。该委员会定期发布报告，持续推动深化和扩大与中国的关系。最近，它们一直在推广其“绿色通道”倡议，举办了多场活动，希望推动澳大利亚与中国在绿色能源、电动汽车、产业园绿色合作伙伴等领域的合作，并携手应对气候变化。近来澳大利亚国内的新闻中也充满了中国“商业回归”和企业界以及学界领导人涌入中国的报道。对于澳大利亚中国工商业委员会而言，“合作是关键”，中国多年来一直都是澳大利亚第一大贸易伙伴国，尽管两个经济体规模差异很大，但在经济结构上高度互补。
为何务实、更加平衡的方式得以回归澳中商业关系？其中一个原因是，中国在过去几个月中快速地从疫情中走出来，另一个原因则是澳大利亚政府的变动，工党在2022年5月上台执政。澳大利亚任何一届政府都面临诸多的限制和内外压力，闪转腾挪空间通常也很小。不过，笔者还是希望强调以下两点：
首先，工党长期以来倾向于采取更加独立的外交政策。1971年，工党领袖惠特拉姆与周恩来总理会面，在第二年工党成功组阁后，惠特拉姆最先采取的行动之一便是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澳大利亚首任驻华大使费思芬（Stephen Fitzgerald）最近提出，2022年底习近平主席同阿尔巴尼斯总理在巴厘岛会晤的意义堪比1971年的那次会面。许多前领导人和高级政府部长都直言不讳地表示，需要同澳大利亚最主要的贸易合作伙伴——中国以及所有其他邻国建立独立、务实的关系。这些人士的经验在工党内部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力，在国际关系领域更加独立、务实是刻在工党基因里面的。
其次，工党政府的政策受到澳大利亚企业界的偏爱。从一个澳大利亚人的视角来看，这是一个奇怪的情况，因为工党并不被视作企业的“天然”朋友。然而，在过去几个月中，越来越清晰的是，新上任的工党政府相对更为务实、独立的政策符合企业界的利益。简单来说，它们对企业好。
如果从一个更加哲学的角度来说，笔者建议从以下视角来看待中澳关系最近的进展。企业、产业和贸易构成了所谓的经济基础，从这个层面上来说，中国和澳大利亚接触的共赢政策很自然受到澳大利亚企业界的青睐。商业就是商业，政治风向不应该阻挡商业发展。然而，当我们进而谈到文化、哲学、政治等可以被称作是上层建筑的因素时，情况就会变得更加复杂。从这个层面上来说，理解并欣赏对方的文化需要耐心和时间。当然，情况通常很复杂，也会有阻挠这一进程的许多横风掠过。但是，笔者希望，经济领域双赢政策的回归假以时日将会引领双方重新希望(000876)进一步了解对方的文化和哲学。（作者是澳大利亚《马克思主义评论》编委会成员、中国人民大学特聘专家）
